周恩来总理一贯非常关心图书情报信息建设，对新中国的图书情报信息工作做了一系列精湛论述与具体指示。
早在欧洲留学期间，周总理就在法国亲手筹建了一个宣传马列主义、加强革命团结的小型图书馆与情报信息联络处。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特意委托可靠人士将珍藏的中共早期出版物秘密送至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妥善地保存了这批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更感人的是，解放战争后期，当百万雄师挥戈南下前夕，周总理指示南下大军一定要保护好江南书城“天一阁”与“嘉业藏书楼”。建国后，周总理对图书情报信息工作专门做了许多视察、调研与指示，并批准下发了若干文件。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进口工作，并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的现状以便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是个现实的大问题。一九五八年，周总理在北戴河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邓衍林教授谈话时指出：“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党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要光着眼于城市，还要深入农村和工厂，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国的图书馆事业，要适应这个新的形势，每一个县区，要做到村村有书，社社有馆；每一个工厂里，都要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园地。”这一指示对图书情报信息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一九七一年，周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图书馆担负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任务，要加强对图书馆的领导，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目前很多图书馆停止借阅的状况应当改变。要积极整理藏书，恢复借阅。要根据图书内容、借阅对象和工作需要确定借阅办法，并加强读书指导。”对于在“文革”中被严重破坏的图书情报信息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指出了改进措施与奋斗方向。周总理积极贯彻毛主席“洋为中用”的方针，精辟地指出：“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化在一起，这种溶化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他亲手批建了代表新中国气派、反映边疆大文化的美观、洁净、宽敞的云南大学图书馆大楼，亲自指导北京图书馆的改建扩建工作。在他的直接关怀与支持下，一座现代化的独具规模的北京图书馆新馆在紫竹院落成，使我国向图书情报信息大国迈进了一大步。周总理对图书情报信息工作的教育职能作过详尽批复与指示，一再申明：“用最科学的方法，有系统地整理出来，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他对方志编写工作与图书网络化工作指导更为及时、具体，他要求图书情报信息工作要“一索即得”。解“科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在他的支持下，一九六六年前的几年，已编写出版全国性书刊联合目录达三十种，编写出版地区性联合目录三百余种。周恩来是我国图书情报信息网络化的开拓者与引路人。
周总理对图书情报信息工作历来当作百年大计来抓。他多次号召“一定办好图书馆”，“古为今用”；千方百计挖掘、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众所周知，总理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批判出版界的极左思潮时一针见血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发展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又如，作为一国总理，他在百忙中，亲自指挥找回了宋刻《荀子》、元刻《梦溪笔谈》、明拓《神策军碑》等一大批珍本，并责成北京图书馆收藏好。他一手领导了对二十四史、清史稿、十三经的校勘工作，并在重病中让国务院向国家文物局下达编辑全国善本书目录的文件，尽全力抢救保护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图书文物与情报资料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周总理与我国的图书情报信息工作息息相关，他为我国图书情报信息工作的发展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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